中国式高考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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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现象已有“一千余年，科举考试中就存在大量的复读现象。”教育专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如果要对近30年的复读划分阶段，我认为它与恢复高考30年的阶段划分是相吻合的。”
    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5年以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可归结为基本是“裸考”。没有多少加分因素，考生还来不及依据自己家庭地位和经济收入选择中小学，有比较多的人坚信考试是公平的出路，那时候复读的人比例较大，态度很坚决。彼时，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姓“朱”的学生连续复读了8年，被人称为“朱八届(猪八戒)”。
    第二阶段是1986到1999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委培生”，“五大”招生，对高校学生收费等一些政策，不少人不需要复读也能上大学，复读现象因此而减少。
    在这两个阶段的“复读”，动机主要是想解决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1999年至今，高校扩招后，复读人数大量增加。复读动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能否上大学变为能否上好大学。
    为考上好大学而复读，郭旭就是这样的学生。分数达到专科线，不上;达到二类本科线，不上。只有一类本科，才是他的目标。“学校的学习环境不理想，交通不便，城市太小……”，一位符姓的2007级复读生对记者说，选择好学校，是她复读的第一理由。
    “现在上大学也比原来容易多了”，佛山市一位刘姓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个普通大学都觉得不值钱了，学生和家长的期望都从原来的“有大学上”升级为“有名牌大学上”，“拿些钱让孩子复读一年，圆个名牌大学梦，不是更正当，更值得么?”
    实际上，上好大学，上名牌大学，在高校扩招政策已经实行了9年的今天，已经逐渐演变成“中国式复读”的一大特征。储朝晖博士曾做过一个估算，近年来各地高考报名人数中复读生约占三成比重。在这一背景之下，高考应届生的升学压力由此增加——顺势而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高四现象”(即高三应届生不得不选择复读)几乎成为常态，并成为“中国式复读”的另一个特征——由此，复读雪球越滚越大。
    这种“高四现象”和“中国式复读”的联系与矛盾，在一个叫张非的考生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在传媒及坊间有“考霸”之称的四川籍考生张非，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其因迷恋网络被退学后，经过复读，2005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又因迷恋网络退学。2007年，再次复读后的张非又考入了清华大学。几进几出名校，张非创造了高考的“神话”;但有教育界人士批评，类似张非这种做法，让当地的应届生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他一个人浪费掉了当地几个进入名校的名额。
    一方面，是高校逐年扩招，一方面是复读生在考生的比重居高不下。由此，一个怪现状逐渐显现：扩招拓宽了高考的独木桥，而复读却再造了一座新的独木桥——在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大学生事实上已经是“普通劳动者”的背景下，“上大学改变命运”，悄然改变为“上名牌大学改变命运”。在高考中初次竞争被淘汰者，复读几乎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