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引领未来教育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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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在近十几年内逐渐步入了一个快车道，从开放个别省份自 主命题，到如今轰轰烈烈的新高考改革，高考正在新的时代以全新的姿态面向学生，面向社会。
    2014年9月，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的高考改 革从上海、浙江两地开始推进，五年后便将覆盖全国。新的高考改革也让人才选拔更为个性化、 自主化，虽然问题仍然存在，但可以看见的是，当下和未来的高考将逐步和世界接轨，把中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浙江、 上海两大教育强区率先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 三年后的今天，新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走向了人生的 下一个阶段。
    自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全国各地先后出台了本 地区改革实施方案。截至目前，已有30个省份的高 考改革方案出炉。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江西、 海南五省市的高考改革方案将于今年9月正式实施。 而后续，2018年18省，2019年5省，这一轮的改革将 循序渐进地在全国铺开，直至全面覆盖。
    每个省颁布的具体改革政策存在差异性，但基 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取消文理分科、学生自主选择 科目计入高考总分、增加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本次新高考改革 有两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 招生录取自主权。“此次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现高校 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在新高考的指挥棒下，分层走班、生涯规划等 一系列裨益教育的变化应运而生，而与此同时，围 绕着新高考的争议和质疑也似乎从未偃旗息鼓。
    毋庸置疑，在高考的层面上，任何一次转变都 牵一发而全身，任何一次转变也没有绝对的完美，但初心终究是为了教育，为了孩子更好的未来。
    先行者和后进者
    北京、天津、山东、江西、海南五省市即将在 今年9月开学之际全面启动“新高考时态”。新高考 改革方案中涉及了招生和评价的多个要点。
    以北京为例，2020年报考普通本科院校的考生 的高考成绩采用“3+3”模式(由语文、数学、外 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从2017年起， 英语采用计算机化考试，英语听力一年两考……
    从上海和浙江两大“先行者”的经验来看，走 班制教学和生涯规划成了新高考改革催生的两大新 现象。而学生自主选课的机制更是让走班成了一种 刚性需求。事实上，早在高考改革方案公布之前， 走班就已经成了诸多学校尤其是名校的选择。
    青岛三十九中从几年前就开始全面推行走班制教 学。如今，学校所有的学科都设有专门分层级的学科 教室，一个老师分管一个学科教室，平时也在自己的 教室内办公。“高考改革对我们没什么冲击，因为我 们早就这样做了。”三十九中校长白刚勋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北京三十五中校长朱建民很早就意 识到走班和分层教学是学校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校为全校每个学生都“私人订制”了一张课表。
    除了分层走班教学之外，伴随着新高考改革，生 涯规划成了另一个热点名词。因为涉及选课走班，诸 多学生对于如何选择科目存在较大的茫然，同时，新 高考改革后，高校的一些专业对于学生选科有硬性要 求。此时，生涯规划必然成了指路明灯。
    杭州四中一直极为关注学生学业与职业发展之间 的关联度。杭州四中校长张伟韬安排高一年级的家长 为学生开设职业规划讲座，来自各行各业的分享让学 生对职业有了或深或浅的了解，有助于他们自选科目。 但他同时认为生涯规划并非是一件刻意而为的事情，“人生是不能轻易被规划的。”
    当然，在记者所调查的北京、山东两地多所普通 学校的校长皆对新高考三缄其口，以学校尚未做好充 分准备及有效应对为由婉拒了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山东校长告诉记者，新高考对于普通学校带来的 压力是空前的，很多学校仍处在茫然无措或上下求索 的状态。
    而即便在浙江这样的新高考试点省份，一些基 层中学却将新高考尊重学生个性的初衷异化为一场博 弈。在一所乡镇中学，因为等级赋分的存在，教师组织学生多选生物、化学这样难度较低的科目，而摒弃 物理这样难度相对较大的学科。还有不少学校囿于师 资的匮乏，无法为学生开放足够的选课机会，分层走 班难以维系。
    一边是先行者的从容和坦然，另一边是后来者的 迷茫和困惑，围绕着新高考，疑云远未散去。
    解决和尚未能解决的
    新高考在浙、沪两地实施之后，许多学校都遇到 了麻烦。比如在分层走班中，选课、排课，甚至教学 场地都是一种挑战。
    学生自主选课意味着不能沿用过去的排课模式。 在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期间，杭州四中给全校近 3000学生排出了5000多张课表，每个学生至少有一张 课表。张伟韬觉得分层走班本身并不可怕，“这是学 生有了选择之后的必然应对。”虽然执行的过程中问 题不断，但杭州四中依靠责任评价机制以及信息技术 手段，多数的问题都被一一化解。
    对于分层走班，很多学校关注的焦点在于师资的 分配和管理上。张伟韬认为，分层走班的精髓和关键 在于如何形成一套最合理的教学组织架构。每个学生都存在差异性，而学校所需要做的是寻找到学生的“公 共值”，进行组织教学，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反馈、 及时调整，将教学做扎实。
    “走班教学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浮在浅层。”张伟 韬说：在今年的高考中，杭州四中比往年取得了更好 的成绩;相比之下，浙江的另一所名校采取了多种形 式进行走班教学，却忽视了学生的内在情况，导致最 终的成绩受到了一定影响。
    伴随着高考改革的进行，有一种高考改革“ 增加 负担”的质疑声甚嚣尘上。张伟韬并不否认这种说法。 因为高二就面临着选课走班，这就导致学生需要在 高一一学年将科目全部学完，压力显而易见。而“ 一 年两考”的模式也会导致反复教学和反复考试的存在。“ 这些实际上都加重了学生和学校的负担。”
    在西方国家，学生同样有多次考试的机会，但学 生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钟秉林以美国的SAT考 试作为例子，“SAT一年可以考7次，但不意味着学生 每一次都要考。这其实也跟我国一些传统观念有关， 所以改革的关键在于观念层面的转变。”
    在新高考于浙江落地的实际过程中，根据现行的 浙江省教育厅的政策，选考与课程设置之间还出现了 一种矛盾。
    浙江省教育厅为减轻学生负担，要求在高一年级 学考科目并开不超过8门，但学考科目总共有10门。若 按照这项规定，就会出现学生升入高二进行课程选择 时，会面临未接触的科目。
    相比“ 技术”层面未能解决的问题，顶层设计 的问题则显得更为任重而道远。在张伟韬看来，目前 人才选拔模式相对来说仍然较为单一，这也导致了基 础教育阶段分数至上的培养导向，乃至于分数博弈的现象。
    高考录取现场，考生家长代表近距离了解高校录取工作
    纵观世界，考试成绩依然是高校招生重要的录取 依据，但注重学生的综合实力却日渐成趋势。以美国 顶尖的耶鲁大学为例，招生官会选择在高中里综合表 现好的学生，因为没有一项考试能决定学生作为“人” 的潜能。
    改革和未改革的
    对于“改革”这样一种称呼，亲历了三年“高考试点”新局面的张伟韬却持更为冷静的看法。在 他看来，新的高考政策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以分数作 为单一评价的传统方式。他指出：“ 自77年恢复高考 以来，我们一直沿用着这套方式。虽然这样的方式 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人才，但若以现在的眼光看，显 得有些单一。”
    在包括张伟韬在内的多位校长和专家看来，此次 新高考的变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拥有了更多 的选择权。与此同时，高校的选择权也得到了进一步 扩大。以浙江省为例，三位一体和自主招生两种高校 招生模式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延展。
    “改革指向了未来人才培养的方向。”张伟韬说， “从关注单一的分数到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
    新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相比基础教育的改革，高等教育 的改革则略显滞后。张伟韬认为，现行的高等教育与 高考改革存在一定的脱节，比如许多大学在新生入学 时采用笼统的大专业，而未细分专业，这会对考生根 据专业来选择科目造成一定的盲目性。
    对此，钟秉林表达了相似的建议，“高考若想取 得成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必须协同改革。”
    如今，高中学生自选三科的机制就对大学造成了 较大的冲击。“大学需要重新思考低年级学生的培养 形式，是采用宽口径还是分专业，如何组织教学等等。 而新高考对于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是个机遇，同 样也是个挑战。”钟秉林强调。
    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认为，我国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必然要逐渐向多维度考查 学生素质和个性特质过渡。当下，综合素质评价虽然 成为高招的选拔依据，但在实际过程中，因为素质考 查的难度，在高招过程所占的权重仍是未知数。
    在张伟韬看来，这次高考改革给学校带来的影响 已经超越了改革本身，它让学校的每一个个体都开始 审视当下的社会变化，观望未来的教育。“学校内部 经常会讨论未来的学校形态是怎样的，老师们也更加 关注社会的变革对教育产生的影响。”
    改革永远在路上，一切尚需时日。“一定要慢慢 来，高考改革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问题。” 钟秉林说。
    本文选自《教育家》杂志2017年8月刊《新高考：引领未来教育的改革》
    作者 ： 孙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