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课堂]三个派别的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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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变"是近代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中，一个又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派别在近代变革的浪潮中次第涌现，沤浪相逐，构成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中依次推进的历史链条，成为近代社会变革力量的主要载体。
　　今天的讲座主要讲述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其中三个派别--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中西之间就已经有了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但在泱泱大国的心态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排斥，即使是西方先进科技也被视为"奇技淫巧"。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在与对手的较量中开始了解西方，从中世纪的壁垒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主持译编《四洲志》；魏源继起编写《海国图志》，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与以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王安石、张居正等已明显不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的思想已经跨入了近代，是洋务思潮的酝酿，就其性质而言，林则徐、魏源应是洋务派的先驱。
　　洋务运动的主旨是"制洋器"、"采西学"，洋务派作为一个派别产生于清政府内外交困的19世纪60年代。一方面，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石；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创深痛钜，英法联军攻陷津京，咸丰皇帝仓皇逃至热河，清政府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为应付这一变局，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中一些开明官僚在被迫与西方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从对手那里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中没有的新知识，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产生"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勇于走出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与恪守传统的封建顽固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从中国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
　　洋务派出现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列强把亚、非、拉美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以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世界。在西方的强暴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列强不自觉地充当了冲击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旧观念和体制、推动世界社会历史进程的工具。在中国，这种外力的冲击便是中国传统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外因。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这一历史趋势，希望通过局部的改革以自强，阻止列强的进逼。封建顽固派则依然故我，抱残守缺，幻想以中国传统的封建礼仪打败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
　　改良派在中国近代不同的阶段可分为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和后期立宪派。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萌芽阶段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了80年代，汇聚成一股微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改良派大多是在野的知识分子或是政府的中下级官员，洋务派开办的军工民用企业使他们了解到西方的科技，同文馆的翻译的西书，外国传教士出版的书报刊物是他们获得西方政治、法律、国际形势的重要渠道；另外，香港以及上海的租界则成为改良派直接接触西方、领略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他们与洋务派一样汲取西学，但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差异。他们不但要学习西方的"长技"，更着眼于"西学"和"西法"，并逐步提出了"君民共和"的君主立宪思想。如在早期的改良派中，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容闳提出：以西方的学术灌输中国，以使中国富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明确把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叫做"商战"；王韬直接批评洋务派只是学到西方的皮毛。当然，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一直是主流，改良派处于从属地位。
　　在洋务运动期间，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世界的面貌日新月异，尤其日本和德国的巨变对改良派的触动尤大。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德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经济发展迅猛异常，工业产值很快跃居世界第二。两国都为君主立宪政体，这似乎为改良派追求君主立宪政治提供了实证。
　　改良派大展身手是在甲午战争后。甲午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举国上下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挺身而起，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时间，各地维新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维新刊物层出不穷，要求改革内政的呼声成为时代的强音。1898年的百日维新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这期间的改良派又被称为维新派。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中国人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认识：日本战胜帝俄，即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于是，君主立宪对许多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积极倡导君主立宪，清政府也摆出一副"预备立宪"的姿态，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立宪运动风行一时。这些立宪团体构成后期改良派的主要势力，他们曾先后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
　　在改良派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力量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之时，中国资产阶级派革命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1894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遭到拒绝，使孙中山通过改良改造中国的理想破灭，于是他远赴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但在当时中国国内，革命派并没有获得民众的认同。孙中山在回顾1895年的广州起义时说：在广州初次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都把他们看作"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漫骂之声不绝于耳。
　　1898年，短暂而急促的"百日维新"被扼杀，"六君子"喋血于菜市口，改良派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内政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梦想被彻底打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革命的声势日张，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许多原来参加维新运动的一大批人如秦力山、杨笃生、章太炎等都投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尤其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已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从里到外的腐败暴露无遗。人们对它已经绝望。在1911--1905年间，革命势力大大地激荡起来，先后出现100多个革命团体。1905年8月成立了全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为埋葬代代相承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准备了可靠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