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总结：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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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是否是“欧风美雨”的产物的问题，史学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多数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的移植过来。”因此，它是“欧风美雨的产物”。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在缓慢地朝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传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它破坏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些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以发生，同时又被原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利用而滋长，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表现为双重的发生过程。”因此，不能说它只是“欧风美雨的产物”。处理这一问题，要把下面两个问题区分开来：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否是欧风美丽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欧风美丽”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破坏作用，毁掉了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二是促进作用，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扩大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和资金，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新的社会条件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形成的，这隐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落后地区后果的理论认识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自身发展的经济规律必将导致民族资本主义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欧风美丽”关系甚密，对其有资金、技术、机器等方面的依赖。
　　☆关于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阶段性特点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即着眼于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侵略方式逐步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侵略目的转为争夺并独占投资场所。表现在谋求侵略权益上，早期主要是强开通商口岸，设租界。而后期转变为谋取资本输出特权。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其中《中法新约》较早显现出这种变化，即法国要求获得在中国广西和云南的筑路权。到《马关条约》表现：更为明显直接要求在中国通商口岸办工厂和大片割地，体现了列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的要求，以至迅速刺激和引发了瓜分狂潮。另外，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又不能截然分开，在四五十年代商品输出阶段，已有早期的资本输出，只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商品输出服务，如沿海的外资工厂，把收来的棉花、茶叶、蚕茧等加工之后运回本国，既减少消耗，又增加效益。而19世纪末以资本输出为主阶段，商品输出也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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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租界、租借地
　　租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通商口岸或城市划出作为外侨居住和贸易的一定区域，作为其进一步侵略该国的据点，上海英租界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租界。“租借地”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将其划定经济手段控制某国的一定区域，不许别国插足的特殊区域，是向殖民地发展的过渡形式。
　　☆资本主义国家两种侵华方式的比较
　　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并以《马关条约》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以商品输出为主的方式和帝国主义阶段的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方式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本质相同，都为掠夺中国的财富;二者的不同点主要有：商品输出主要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倾销工业品，掠夺原料，在通商口岸办工厂，剥削中国人民;《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除继续商品输出外，还通过奴役性贷款，开办工矿和修铁路进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掠夺性更强。我们知道，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必然引起中国民主革命的进一步高涨。帝国主义侵华方式的改变，从根本上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决定的。
　　资本输出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是一战前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贫困和落后，严重阻碍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加速了这些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康、梁维新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联系和区别
　　联系：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③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区别：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康、梁维新思想不仅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还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较完整的理论。②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付诸行动;康、梁将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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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然而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口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的产物。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所逐步形成的朴素认识，反映了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在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而只能停留在将封建国家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思想阶段。“灭洋”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但它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扶清”虽然同样具有爱国和保国的含义，却又将“中国”、“清廷”等观念混同，这表明义和团在主观上不反对清政府，也没有表示反对封建制度。“扶清灭洋”的提出，最初曾起了发展队伍和壮大声势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但这一口号也使义和团在斗争中对清朝统治阶级放松了警惕，不能识破清政府的诡计，以致后来上当受骗。
　　☆怎样认识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策略的变化
　　义和团运动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高潮(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和失败的过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也有一个剿灭、招抚再剿杀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反映在中国政治上就是清朝统治日益半殖民地化，日益不敢得罪洋人，对反对外国侵略的人民斗争采取日益严厉的镇压手段，这就迫使人民群众在反侵略的同时不得不武装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从而动摇和打击了清朝统治，如义和团运动初期，山东冠县义和拳、平原县义和拳和清朝官兵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和战斗。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因此对义和团采取剿灭的政策。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义和团大批迫近和进入京津地区，直接危及清朝统治，如果继续和义和团对抗，清朝统治包括慈禧太后也要立即被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吞没，用清政府给各省督抚的电文说：“剿之，则即刻祸起时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由“剿灭”改为“招抚”，承认义和团合法，企图加以控制利用。清政府公开改变“招抚”策略，转而“剿杀”义和团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天津，逼近北京之际。这时由于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义和团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已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而八国联军的强大侵略势力直接危及清朝统治，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取得侵略者的“宽容”和“谅解”，清政府可耻地出卖了义和团，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综上所述，清政府对义和团策略的变化始终围绕一个目标：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统治秩序。